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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年底，美国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（Larry Summers）教授发表论文，分析美国经济可能正面临所谓长期停滞（secular stagnation）挑战。

二、改革的框架、优先次序和突破口 城镇化融资的关键点和落脚点在于改革，成功的改革需要一个既定的基本框架，并安排好可行的优先次序，选择合适的突破口有序推进。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下，首先，财政和金融是一对相互联系又有不同的两个系统，一方面，财政和金融类似于一个跷跷板，彼消此长。

在未来的城镇化融资中，一个正确的态度应该就是在规范的基础上，继续在风险可控的条件下让它发挥作用，影子银行的情况也类似。从目前的推进节奏看，下一阶段，可以在重庆、上海试点经验的基础上，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，使之逐步成为一个潜在的、可持续的地方收入来源。一、改革的关键领域和协调性问题 围绕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所产生的融资新需求，中国的财政和金融系统如何来满足始终是一个极富挑战的问题。（2）引入社会资金参与，建设资金参与的准入、退出机制和风险收益的制度安排。第二，未来中央政府需要在公共服务领域承担更多的责任。

对于中国而言，房产税可以改变土地收入的时间流，是改变中国目前过度土地财政进行镇化建设融资的可选方案。从目前的背景来看，中国未来的Ｍ２增速预计难以有持续显著的增长，在这个约束条件下，为了使金融部门继续支撑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，可以考虑的选择方案是扩大社会融资总量，要实现这一点，则需要提高直接融资的占比，使企业债券、市政债券、中票等融资工具发挥更大的作用。在泛亚出事前，中央监管部门很可能不了解、不关注这么一家机构，但云南金融办不可能不关注，这是地方金融办的独特信息优势。

实施功能监管的关键是：1）修法扩大证券、银行、保险的定义，以法律定义来适应金融产品的不断创新。尽管三会都设立了金融消费者（投资者）保护局，但基本无法发挥作用。4、设立中国金融消费保护局：金融创新越复杂，金融消费者相对于金融机构的弱势就越明显，消费者保护就越重要。在日益固化的利益格局面前，靠加强监管协调是苍白无力的。

主要依据有四点：投资人有投资回报预期。通常投资者会将P2P视为投资。

5、双峰监管和功能监管应成为基本理念。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《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，对金融监管改革着墨不多，落实金融监管改革措施和稳健标准，完善监管协调机制，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。但近年来各地纷纷设立金融办，逐步承担了包括小贷公司、担保公司在内的一些监管责任。目前各地纷纷设立地方金融办（局），但由于缺乏法律支撑，地方金融办的角色一直处于尴尬、模糊与游移状态。

2、要认识到金融监管部门同样存在利益，也存在屁股决定脑袋的激励约束问题。作为基础性制度，必须具备可预期性，这要求规则的稳定性、执法的专业性。作为监管体系的核心，央行现在明确承担了一个新的职能：宏观审慎。此外也包括信托、租赁、小额贷款、财务公司等持牌机构。

自贸区账户促进跨境资金池管理和资金进出的更大自由度。但十八届三中全会后，在简政放权主旋律的影响下，监管部门又出现了该管的问题不敢管的倾向。

因为所有的理财产品都具备把资金汇集在一起、由理财产品的发售方进行管理、为投资者收益进行投资、由投资者承担风险、而管理人只收取管理费这样一些特点。所谓功能监管，就是按照某项金融产品/业务的法律关系实质来实施监管，实质大于形式，这可以让监管部门在面对眼花缭乱的创新时做到以不变应万变。

中国在推动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同时，不应再重复美国的监管教训。中国的领导层充分注意到了欧美国家的金融监管改革动向，并有意借鉴。各类理财、基金、投资爆发，进入资产管理时代。统筹监管重要金融基础设施，包括重要的支付系统、清算机构、金融资产登记托管机构等，维护金融基础设施稳健高效运行。要解决这一稳定，一方面需要修改法律明确监管部门的使命，但更重要的是要求政治家学会自我谦抑，尊重金融监管部门的独立性和专业性。基于这四点，证监会认定P2P交易为债券发行，需要遵守联邦证券法，需要在SEC注册。

例如，p2p最近几年爆炸式增长，但监管层用了很长时间才明确应该由银监会监管，但至今管理办法尚未落地，这是导致该领域劣币驱逐良币的关键原因。英国《金融时报》首席经济学家马丁.沃尔夫指出：观察人士正在呼吁中国当局提高透明度——这一点可以理解，也合情合理。

在2008年金融危机，发达国家已经基本确立了双峰监管体系，即防范系统性风险＋金融消费者保护。这些金融风险的显露，有些是经济转型中海水退潮的结果，但也有很多问题源于不合理的金融监管体制。

截至目前，中国的金融监管部门既没有稳定而清晰的目标，也缺乏对法治的尊重和坚守。2）监管当局须按照法律定义来实施监管。

惟有从机制设计入手，合理界定机构设置、权力和责任，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改变与突破。7、管制与监管的认知误区：长期以来，由于强烈的风险厌恶倾向，中国一直对金融领域实行高度管制，充满了父爱主义色彩。不仅如此，一些地方金融办把发展地方金融作为重要任务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利益冲突。此外，实施功能监管是突破机构监管弊端的关键。

2015年以来，金融风险急剧增加。因为有些改革过去曾经打算做，但由于遇到危机等各种各样的原因，被耽搁了下来。

这导致很多有利于提升金融体系效率的创新难以推进。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跨行业收购，例如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系数集齐银行牌照，距离全牌照也仅一步之遥。

阿里、腾讯等互联网巨头，凭借强大的入口优势，整合金融服务，力推金融超市，例如蚂蚁聚财宝、平安一帐通。2、分业监管导致地盘意识：三会各守一块地盘，自然有维护自身利益的强烈动机，不希望别人插手自己的监管对象，也不希望自己的监管对象介入其他领域发展。

中财办主任刘鹤在对美国两次大危机的反思中指出：在两次危机形成过程中，监管上奉行轻触式监管，认为最少的监管是最好的监管。2015年11月，习近平在十三五规划起草的说明中强调指出，……特别是综合经营趋势明显。而且，三会既承担了发展金融事业的责任，又承担了金融监管与消费者保护责任，本身就存在利益冲突。三会的领导直接来自于金融机构，不可避免存在监管者俘获（regulatory capture）的现象，很难为了保护消费者而对金融机构严加看管。

习近平指出：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，主要经济体都对其金融监管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。4、宏观审慎监管缺位：2008年次贷危机发生后，发达国家反思其中一个原因是未能实施逆周期的宏观审慎监管。

如何进行跨界的监管协调就成为久议不决的难题。连证监会原常务副主席李剑阁也忍不住吐槽：如果监管部门的人才危机不解决，中国股市的危机还会一波一波的到来。

如果没有强有力措施，不下大的决心，不清理财务不健康问题，不引入市场经济规律，银行体系将很难存续。这对现行的分业监管体制带来重大挑战。